记得12岁那年，我和发小杨爱生在芦苇荡里打鱼。那时，我们约法三章：谁把鱼卖了，谁就能多得两个烧饼。那时全家就靠我这点零碎收入过活，哪能想到，几年后我们会一起去摸鬼子的哨所、炸飞机。

1940年2月，在如东汤家园，高金成介绍我和杨爱生加入鲁八区警卫连。当时有一伙人绑架富户，让我们带路去捉他们。等我们赶到，人早跑了，只落下了一支短枪。我把它埋在屋后树根旁——这把枪后来成了我参加革命的“投名状”。

十几天后，我和杨爱生被派去监视岔河的敌人何时下乡。我们装扮成扣野鸡的，在岔河南首斜庄遇到一个背着枪的人，我立马夺了他的枪。后来，我们被调回短枪队，配合鲁八区在汤园、潮桥两乡活动。当时，潮桥乡大队长活动能力强，日本鬼子畏惧他，他们有一句口号：“宁过九条江，不过潮桥乡。”

最让我难忘的是1944年8月的一天傍晚，一架敌机飞到如东的一门闸时，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往下冲，即将坠入海中。

当时，我们警卫团住在兵房，团长立即下令让一、二连赶到一门闸，其他部队负责打伏击。

敌机坠海正好是落潮时，副团长说：“这时往飞机里扔两颗手榴弹就好了。”我说：“我去。”杨爱生说：“我也去。”

首长一边说着“同意”，一边用短枪队的绳子系在我俩腰间。我俩蹚着海水过去。到了飞机旁，老杨蹲下身让我踩着他肩膀，我登上了飞机翅膀。两颗手榴弹扔进机舱内，随即我们就撤退了。退潮后，部队到敌机上搜索，鬼子被炸死17人，还缴获92式机枪两挺等其他战利品，我也因此荣立三等功。

“数十场战斗，每次都冲锋在前！”

“阴雨天腿上的旧伤一疼，我就想起当年战斗时，被子弹打穿的滋味。”采访时，98岁的郭继胜用指节分明的手轻轻按在小腿上，那里至今残留着无法取出的弹片。

郭继胜的童年是被贫困与离别填满的。他出生在如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积劳成疾，45岁便撒手人寰，留下母亲独自拉扯4个孩子。“老娘实在养不活我们，只好把刚满6岁的我送给姨夫家抱养。”说起这段往事，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1940年2月，一次意外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郭继胜的人生轨迹。当时在如东汤家园有一伙人频繁绑架富人，他和杨爱生帮忙带路捕捉。“没追上人，却在乡亲家发现了一支短枪。”郭继胜记得清楚，他当时悄悄把枪埋在这家人屋后树根旁，后来交给了短枪队的陈其根。

正是这份细心与可靠，让鲁八区警卫连的高金成问出那句改变他命运的话：“你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他和杨爱生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答：“好！”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部队又将郭继胜调至短枪队，配合鲁八区警卫连活动。

“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杨潮乡民兵大队的机关干部保障潮桥东首金家渡南北交通的安全，以及协助当地锄奸。”1942年2月，20多名日军下乡扫荡，短枪队配合鲁八区反击。“我们打死、打伤各两个鬼子，缴了两支‘三八’枪！”说起这场战斗，老人的声音陡然提高，可随即又低沉下来，“可惜警卫连副排长牺牲了，我的腿也受伤了。”

1943年秋的一场战斗也让郭继胜难忘。当时短枪队分成两组，12名队员伪装成邮差、商贩、学生，目标直指南通东门龙王桥日军据点。“一天拂晓，遇到几个巡逻的鬼子，刚开始我们没动手，怕暴露。后来，我们经过商量，决定‘不管怎样都要去打击鬼子’。”不久，他们再次出击，并迅速结束了战斗，最终打死五六名鬼子并缴获三支步枪和一把指挥刀。

1944年年初，郭继胜所在的短枪队到驻如东县苴镇的陶勇部队中学习文化、进行军事训练。1944年2月，经队长云飞介绍，郭继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我就想，以后哪怕死，也要跟着党干到底。”同年4月，他调任南通警卫团，先后参与数十场战斗，每一场都冲锋在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继胜随部队转战南北。1945年春，所在部队并入1师30团，郭继胜任特务排排长。内战期间，在如皋鬼头街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弹片嵌进骨头里。“医生说要锯腿，团长特意交代‘尽量保住’，才把腿留了下来。”

伤愈后，郭继胜本想重返前线，却被医院院长挽留：“留在这里负责伤病员运输，同样重要。”他听从组织安排，在后方医院一队（转运站）当管理员，后来又参加了临沂战役、济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奋斗。

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后，郭继胜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折。他被派往浙江军管会，负责舟山地区敌人遗留物资的接管及治安工作；1950年年底，任浙江军区建筑委员会材料股股长，1953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二等功；1954年，调至南京军区营防部第三工程处，任副科长。1955年，面临“新疆、北大荒、转地方、回乡”四个选择，他毅然转业回乡。

“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采访结束时，郭继胜缓缓说道。

如今的他，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留在他身体里的弹片，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闪耀着红色的荣光，那是战争的印记，更是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奋斗的勋章。

（记者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