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国清，1929年11月出生于启东市惠萍镇，1943年6月在启东加入新四军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快速成长，曾荣获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14岁时瞒着家人闹革命

小时候，我在地主家种田，那段日子就像无边的黑夜，看不到一丝光亮。加上那段时间，鬼子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年幼的我每次听到鬼子的恶行，心都被怒火填满。1943年，14岁的我决定瞒着父母参加革命，去打日本鬼子！

我来到了秀旦村（现启东大兴镇村），找到了共产党员董玉成。我央求说：“我要参加革命，打鬼子！”经过层层考验，我顺利加入了新四军启东独立团，跟着部队打游击。

因为我年纪小，身手灵活，团长让我当了通信兵。那时候，通信不发达，许多重要信息都用便条的形式传达，我这两条腿跑遍了各个地方。我深知职责重大，每一次送信，都像是在和时间赛跑，每次都拼尽全力，准确及时地将信送到。

有一次，日本鬼子出来扫荡，我们团连续作战。从指挥部到几个分队，作战指令和信息都由我及时安全送达。为了绕过敌人的眼线，我常常小心翼翼地走在乡间小道上，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有时候还得乔装打扮，扮成卖货的小贩，混在人群中。幸运的是，机智灵活的我从没被日本鬼子抓到过。

再后来，攻打汇龙鬼子据点时，鬼子的武器太好，我们全是三八大盖，被他们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首长大声问：“谁敢上去扔几颗手榴弹，压压鬼子的气焰？”好几个战士争着要去，我也扯着嗓子大声请命：“我去，我也要去！”首长看着个头不高的我，问：“敌人的火力太猛，你怕不怕？”我昂起头，大声回答：“不怕！我不怕！”随后，我和几个战士冲上前去，一边灵活地躲避子弹，一边奋力扔出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终于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我时常想起那段烽火岁月，想起那些并肩作战却永远倒下的战友，如今的美好一切，都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人在，信要在；信在，希望在！”

“80年前，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和不少战友都激动得哭了！”“我在新四军时有三重身份：战斗员、通信员和宣传员”……一个暑气未消的秋日，97岁的抗战老兵施国清坐在启东市惠萍镇南清河村的家中，一边手抚一枚枚勋章、抗战纪念章，一边与记者重温自己亲历过的那些峥嵘岁月。

1943年，刚年满14岁的施国清因不堪忍受地主折磨，加之痛恨日本鬼子，遂瞒着父母投奔共产党的部队。“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当年的6月5日正式加入新四军参加革命的，部队首长都叫我‘小鬼’。”

在新四军启东独立团，由于年纪小、身手灵活，施国清成了一名通信兵。虽然没有战斗在一线，却也担负着重要职责。由于年龄小易被人忽略，许多成人交通员过不了的关口他能轻易通过；由于身手灵活，他在任通信兵的三年时间里执行过上百次任务，从未错送一条情报，也从未因迟到而贻误军机。“人在，信要在；信在，希望在！”这是部队首长当初对施国清的叮嘱，也是他的工作信条。

1945年春天的那次跨省送信，施国清至今记忆犹新。“平时我主要在南通及其周边地区送信，而那次却是要从江苏涟水往山东边界送密信，为此我整整走了一个月的夜路。”据施国清回忆，那时候路上情况十分复杂，不仅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新四军分布交错，还时不时会有土匪出没。穿着单薄的衣服，独自行走在苏北的乡间小道上，经常在夜晚借着月光赶路——这是当时施国清送信时的真实场景。

施国清告诉记者，除了要躲避敌人，送信途中还要过饥饿关：“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过黄泛区时数十里看不到人烟。实在饥饿难耐时，我才啃两口随身带的干粮饼子，渴了就随手捧起路边水塘里的水来解渴。”当把信件送达目的地时，他活像一个小乞丐。被问及是否担心途中被抓或牺牲时，施国清笑了起来，那眼神依然如当年一般坚毅：“其实我和战友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能把日寇赶出中国，牺牲自个儿不足为惧！”

正是凭着这种视死如归的信念，施国清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小鬼头”淬炼成战友们最信任的“铁脚信使”。“除了主业干通信员，在新四军里我还有另外两重身份，那就是战斗员和宣传员。那时候年纪轻，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每次有机会参加战斗都很兴奋，打起仗来也是奋不顾身。”

抗战胜利后，施国清又随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施国清被编入空军八〇一部队。1952年，施国清因身体原因退伍回乡，成了基层的一名生产队长，一干就是数十年。

“作为一名党员，我父亲能够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就是对他最好的褒奖。”采访中，施国清现年68岁的儿子施雷忠指着一张张奖状无比自豪。

“有人说，如果我继续在部队干下去境遇会比现在强，可我却很知足了。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是最大的幸运。”施国清坦言，从军十年是自己今生最好的精神财富，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出把力，这辈子值了！

（记者孟祥华 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