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陈福英离开我已经14年了。她1915年11月26日，出生在通州区（原南通县）兴仁镇三庙村的一户贫农家庭，18岁嫁给了通吕运河西岸八里庙村何家我的父亲何学文。解放前夕，母亲与父亲迁居到南通市城东小石桥牌坊巷1号，成了“城里人”。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年轻漂亮，浓眉大眼，炯炯有神，充满智慧；她心地善良，勤劳能干，是我们儿女心里的好母亲。我小时候虽然有些调皮讨人嫌，然而，母亲却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她操持家务，忙里忙外，从无怨言，还抽出时间帮孩子多的邻家打零工挣些零花钱贴补家用。

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母亲种青菜、毛豆、丝瓜、芋头，甚至在我奶奶的房前屋后的荒地上种扁豆，除了家人吃，还送给邻居尝尝鲜。

我六七岁的时候，只有父亲一人在国棉二厂食堂打零工挣钱养家糊口，家庭困难可想而知。母亲将父亲从食堂捡回的茄子蒂洗干净，投入陈年老酱缸里腌制数日，让我们当作早晨的下饭菜。其实，只是舔舔咸味，哪还有啥吃的？

母亲把父亲从三圩头买回来的马铃薯洗净蒸熟，用竹篮装着，拿到小石桥大街上去卖，通过生熟马铃薯的差价，挣一点辛苦钱，维持家用。

梅雨季节，母亲用面粉加水与酵母揉成团，然后放到筛子里充分晾干发酵，待长出毛茸茸的菌，投入缸里移至太阳底下暴晒数日直至发红成酱，每年为家里省下酱油开销。

母亲心地善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植下了深深的种子。我非常感恩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我1955年出生，年龄还小。一天，母亲拿了件父亲的旧衣服，让我给外公送去。我二话不说，抄起衣服拔腿就跑。外公见了我格外高兴和喜欢。

我在外公那里住了两晚，第三天晚上母亲接我回家。那天晚饭后，天气阴沉，不见月亮，不见繁星，路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听到风儿吹得玉米叶子发出沙沙响声。我与母亲寂寞地走在高高的灌溉渠上，心里不免产生恐惧感。母亲搀着我的手，急匆匆往家赶，好在水渠下的农户还没睡，星星点点的煤油灯光透过窗户，让我与母亲看到些许光明，心里便不再胆怯。

母亲只有姨姨姊妹俩，姨姨留在了家里。她婚后一直没有孩子，非常遗憾。母亲育有一儿两女，那时我还没出生。母亲竟忍痛割爱把年仅4岁的小女儿送给了姨姨。母亲如此坚毅的决定，是何等伟大慈爱的壮举啊！

我8岁上学，带着鲜艳的红领巾进了家门，母亲一下子把我抱在怀里，深情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努力成为最优秀的孩子啊。”三年级时，我臂膀上别着三条杠的徽章进了家门，母亲搂着我亲了又亲，吩咐我长大要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1972年，我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即将步入南通师范读书，母亲听到喜讯又吩咐我，要认真读书，老实做人。

两年后，我从南通师范毕业，步入南通市十一中学大门（后为南通师专附中），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手执教鞭，辛勤耕耘，母亲满怀喜悦对我说:“你要好好工作，做出成绩。”

我母亲不识几个字，然而，在我人生每一个重要节点上，她都给予我鼓励和鞭策。她没有高深的理论和道理，却让我受益终身。让我更难以忘怀的是，当我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员，特别是成为一个参政党主持工作的驻会副主委和南通市政协常委，这是母亲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动情地对我说:“你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要低调做人，不犯错误！”在母亲影响和感召下，我关心并帮扶了许多贫困家庭和儿童，南通各新闻媒体进行多次宣传和报道。《江苏民进》、《江南时报》、《新民晚报》、《团结报》等刊物做了大篇幅的宣传报道。我两次被南通市政府嘉奖，多次受到民进省委表彰，两次获全国民进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受到民进中央表彰，接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的亲切接见。

我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争光添彩。母亲听了广播，看了新闻，见了儿子一本本荣誉证书，笑得更灿烂了。

自古忠孝两难全。我工作忙，事情多，关心照顾母亲太少，我深感内疚。她总是让我安心工作，不要为她分心。母亲一直说，她身体好着呢，能吃能睡能走动，让我自己保重身体。

母亲96岁那年年初突然悄悄地与我们不辞而别。然而她却把勤劳善良的优秀品德留给了我们……

（何志斌）